2022年的最后一周，海安（化名）家里闲置一年的电视机被打开了。一家三口坐在一起，度过了这一年中最轻松的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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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海安脱产在家，复习考研。这是她的第三次报考，尽管前两年都没能“上岸”，但她依然坚持报考了北京的一所原“985工程”高校。
和很多考生用考研延缓就业不同，海安的一次次考研是因为“不服”。
2017年夏天，她在高考中发挥失常，仅考入了一所地方高校。从入校的那一天起，她就笃定了要考研的目标。通过考研进入更好的学校是她证明自己的方式。为此，她甚至舍弃了本校的保研资格。
今年全国两会后，“考研高考化”成了科教圈热议的一个新名词。很多人从就业方面提出了解决方案，但也有观点认为，解决就业问题虽能在一定程度上为“考研热”降温，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考研高考化”的问题。
“这个问题牵扯到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个体系。”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东风说。
谁是“赢家”
这些年，海安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房里度过的。白天父母上班，她就在书房里按照每天的计划表看书、做题。晚上父母回家，大家在晚饭时简单交流几句后，她又钻回了书房。
2020年冬天，海安的第一次考研便遭遇了我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的新峰值——首次突破300万人，达到341万人。第二年，考研报名人数又比2020年多出了36万。最终，海安的笔试成绩排名靠后，虽然通过了笔试，却在面试中失利。
2022年底，海安迎来了自己的“三战”。此时，和她一起报考的学生比她第一次考试时多出了近100万人，而录取人数只有100万人。
在考研大军中，还有很多人和海安一样，正在经历“二战”“三战”。
2022年7月，麦可思研究院发布了《2022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数据显示，“脱产备考”的本科生中，约有八成曾参加过研究生考试。2016届至2018届毕业半年后准备考研的人群中，二次（三次）考研的成功率持续下降，由2016届的48.2%下降至2018届的43.1%。
和考生、家长同样被困住的，还有考生所在的本科院校。
如果考研学生“二战”“三战”都不能“上岸”，会直接影响学校的整体就业率。“学院会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但如果实在做不通也没有办法。”福建工程学院交通运输学院院长陈德旺说。
高校教师同样承受着“考研高考化”带来的压力。
一位来自南方某地方高校的教师告诉《中国科学报》，为了准备考研，很多学生在上课时都不专心听讲，甚至会以“复习考研”为由，光明正大地逃课。
“一上课，学生们都拿着考研书复习，你说怎么办？老师的考试标准肯定要降低，否则大家都过不了。”这位老师无奈地说，“我们也知道考研不容易、学生很辛苦。如果我让这些学生挂了科，他们连本科都毕不了业，研究生自然也没办法报考，所以我们一般都会手下留情。”
在陈德旺看来，如果一所学校的大部分学生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在复习考研上，势必会对整所学校的本科教学质量造成影响。
“全民化”不坏，“应试化”不好
“考研高考化”一词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出现后，很快便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它就像一根线头，一拉一拽，便扯出了本科生就业难、考研热、研究生培养等一系列在高等教育领域被长期讨论的话题。
“‘考研高考化’主要是指两个层面，一是指考研人数像高考一样多，导致考试本身的选拔性和竞争性增强；二是指围绕考研的一系列应对策略类似于应对高考，比如学生要长时间备考、花费增多、学校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学生考研等。”受访时，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彭湃说。
对于“考研高考化”的特点，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马臻用两个更简约的词进行了概括——“全民化”和“应试化”。
对于“全民化”，受访专家并不认为完全是件坏事。马臻表示，随着考研人数的增加，学校招到优质生源的概率随之提升不少，“这是一件好事，我国需要大量研究生，不能因为否定‘考研高考化’，便把学生读研全盘否定”。陈德旺也认为，大家都去考研，科技人才队伍就能后继有人。
然而对于考研的“应试化”，他们便没那么“宽容”了。
李东风发现，应试化的弊端在专业硕士招生时更为突出，“我国逐渐扩大专业硕士的招生规模，缩减学术硕士名额，说明国家更急需的是毕业后能很快融入企业发展中，并能解决企业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的专业硕士。对于这类学生的招生考试，如果还是以出题目、考理论为主的话，就很值得商榷了”。
与此同时，受访专家认为，“考研高考化”现象在原“985工程”高校和原“211工程”高校中并不太明显，相关问题在普通高校里要更严重一些。
“学校越差，希望通过考研改变命运的学生就越多。”陈德旺说，普通高校没有保研资格或保研名额很少，学生们改变命运的方式就更多集中于从普通学校考上好学校。
被质疑的面试
从理论上讲，面试是考研有别于高考的环节，也是最能体现考研“非应试化”特征的环节。然而，它却是当前考研流程中最容易受到质疑的部分。
根据马臻的回忆，从十多年前起，学校在组织硕士研究生面试时就会注意做好各种记录。
“如果某名学生笔试成绩排在第一名，但在面试完后却被‘刷’了，研究生院就会很紧张。为了防止舆论对面试公平性产生质疑，学校往往会在面试时安排全程录音、录像，让老师分组打分，老师自己也要做好记录，写清楚给或没给某名学生打高分的原因是什么。”马臻说。
在如今的很多高校，考生的成绩细节还会由各院系在网站上公示，包括初试分数、面试分数、折合成的总分数，以及最终的成绩排名。
虽然公众对面试公平性的质疑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加以解决，但导师们对面试无法筛选出优质学生的质疑却不容易消除。
记者通过采访多位高校教师发现，硕士招生面试的流程基本相似——在2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进行三个环节，分别是考查考生的英语能力、考查考生的专业知识，以及自由对话环节。
在有些学校，所谓英语能力考查就是让考生简单地用英文作自我介绍，专业知识考查则是让考生从几道题目中随机抽取一道并作答。
在一些导师看来，这样的面试很难实现对考生考查的个性化。陈德旺告诉《中国科学报》，考研成绩基本是以笔试成绩为主，面试对成绩的影响并不是很大——除非考生在面试时完全答不上来。
“这么短的时间、这么标准化的流程，怎么考查学生？只有让学生在实验室里待一段时间才知道他们到底行不行，总不能靠看面相判定学生行或不行吧？”陈德旺说。
对于这类质疑，李东风认为，要给有资质的导师更大权力，使其能更自主地选择学生。
“一位优秀的导师希望招到的不仅是一名‘学生’，更是一名‘科研伙伴’。因此，导师要综合考量学生的成绩、科研兴趣、实践能力。如果一名学生的成绩很好，但动手能力不行、情商不高，甚至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那导师究竟是招了名学生，还是招了个麻烦？”李东风问道。
不过，李东风也坦言，对哪些导师是否“有资质”的评判，将会涉及教师的评价体系，这又牵扯到了另一个难解的高等教育话题。
根治“考研高考化”出路何在
除了完善面试环节外，受访时一些专家还将根治“考研高考化”的希望寄托在了增加保研名额上。
近年来，马臻所在的复旦大学环境系报名参加夏令营、推免的学生越来越多，竞争也非常激烈。
他建议高校可以适当增加推免生的名额和比例，使学生有更多时间学好各门课程、提升自身科研素质，而不是为了考研去刷题。同时，还要增加经济、管理类专业硕士的保研招生名额，使部分本科就读其他专业的学生，也能被保送到经济、管理类专业硕士班。
“推免或保研一般不用举行笔试，并且出结果比较早。如果学生没有推免成功，就可以及时调整方向。”马臻说。
这一观点与陈德旺不谋而合。“目前，相比于考研大军来说，保研学生只占一小部分。在报考人员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有必要提高保研生或推免生的数量。”陈德旺说。
然而，一个新的问题来了——保研生一定就是“优质学生”吗？
李东风带过100多位硕士生和博士生。他发现，“有些保研生还不如通过考试招上来的学生表现出色”。
“一般而言，只有学习成绩在全校排名前5%的学生才有保研的机会，但这并不代表保研生的实际能力一定比考上来的学生强，因为现在的保研还是唯成绩论英雄。”李东风说。
不仅如此，保研还会引发社会对招生公平性的质疑。
“当一项考试需要注重机会公平，而非招到合适学生的时候，除纸笔测试外的招考方式都有可能引发报考者的反弹以及社会舆论的关注。因此，招考方式变化很困难。”彭湃说。
回归招考初衷
尽管困难，教育学者们还是在努力寻找解决“考研高考化”的方案。
彭湃建议，可以在一些量大面广的学科专业实行招考分离，考试分通用能力测试和专业能力测试，前者可由类似于美国ETS的社会考试机构实施，分数供培养单位参考，专业能力测试则交给培养单位。
不过他同时补充：“‘考研高考化’是学业竞争极端化、一个赛道上狂飙到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竞争在教育领域的反映。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方法加以缓解，比如招考分离、通用能力多次考试等，但这会增添一些新的问题。”
至此，根治“考研高考化”的尝试似乎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寻尽各种办法之后，陈德旺坦言：“这个问题挺复杂的。”
“在解决‘考研高考化’的问题上，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招研究生的目的是什么、培养人的目标是什么。如此，在出题和面试学生时，我们才知道如何进行取舍。”李东风说。
他表示，不同的研究生招考和培养要求不一样。比如，针对学术型研究生的招生培养，要以选拔和培养高理论水平人才为重，让他们以后从事科研工作；针对专业型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则要更多选拔和培养应用型人才，使他们毕业后能很快融入企业发展，解决企业生产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
李东风建议，在对专业硕士考生进行面试考查时，可以邀请业界人士以兼职导师的身份参与其中，并提一些与实践相关的问题，“这样对考生的了解可能就更全面”。
